两篇小说引起的争议

2009-08-01 14:46:00　来源：书摘　刘锡诚　我有话说

黄秋耘评张洁《爱，是不能忘记的》引起非议

《文艺报》从第1期起开辟了《文学新人》栏目，由文学评论组负责，也已确定了一批选题。第一篇就请黄秋耘写张洁。他寄来的文章题目是《关于张洁同志作品的断想》。黄秋耘的文章写得好，有概括有分析，对张洁的艺术个性体会到位，怕是很

难有人能够超过。由于张洁是个艺术风格和艺术个性相当特别的女作家，关于她的文章，报刊上已经发表过几篇了，多数是肯定和赞扬的。黄秋耘文章的主调也是肯定张洁的作品是些“倾注全力去刻画人物心灵深处的微妙活动”的“精致的艺术品”。具体谈到不久前发表的《爱，是不能忘记的》时，黄文说：“这篇小说并不是一般的爱情故事，她所写的是人类在感情生活上一种难以弥补的缺陷，作者企图探讨和提出的，并不是什么恋爱观的问题，而是社会学的问题。……为什么我们的道德、法律、舆论、社会风习等等加于我们身上和心灵上的精神枷锁是那么多，把我们自己束缚得那么痛苦?而这当中究竟有多少合理的成分?等到什么时候，人们才有可能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意愿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呢?” 黄秋耘文章的基本观点，我们编辑部的同志大都是同意的，这倒并不是因为“文革”前他曾是《文艺报》编辑部的老主任，有什么感情方面的因素。没有想到的是，没有过几天，李希凡给我寄来了一篇与黄秋耘争鸣的文章《倘若真有所谓天国……――阅读琐记》。我从内心里感到很难处理，发吧，不好对黄秋耘交代；不发吧，对李希凡不好交代。而且李文的基调是批判张洁小说的思想倾向的。我与张洁也有交往，甚至熟悉，我在读了《爱，是不能忘记的》后，也为主人公那没有爱情的婚姻感到遗憾，我还曾到二里沟张洁的家里去拜访过她，当我看到她家里的陈设，书架上摆着汝龙译的那一套27本契诃夫的小说集，墙上挂着契诃夫的大幅肖像，与小说里写的那情景、那情调是多么一致呀!因此，对李希凡否定她的小说的文章，实在是左右为难，从心眼里不想发。编辑部不少同仁认为，李文是教条主义文艺批评的一个代表。但是，经过编辑部慎重研究，还是决定作为争鸣文章在第5期发表。同时，又商请晓立(李子云)写了一篇题为《深刻细致，但也要宽阔》、基调是肯定小说的评论一起发表，以显示我们编辑部发李文是为了争鸣的意图，减少给人打棍子的色彩。晓立文章末尾署的脱稿日期是2月5日。我们在李希凡文章的前面加了个编者按语：“秋耘同志的《关于张洁同志作品的断想》在本刊第1期‘文学新人’栏发表后，文中有的评价引起了一些不同的看法。李希凡同志提出了商榷；晓立同志的文章，也有自己的见地；我们认为都是有分析的、说理的。现一并发表于此。对于作品和文艺理论问题，观点有所歧异，原是正常的事。我们提倡用实事求是的态度，进行自由的、平等的讨论。”尽管用心如此良苦，李文发表后，还是在文艺界引起了不小的议论。

李文发表后，报刊上也陆续有肯定和否定两种观点的文章发表。与《文艺报》同一天(5月14日)出版的《光明日报・文学》版，就发表了一篇署名肖林的《试谈〈爱，是不能忘记的〉的格调问题》的批评文章，其立论与李希凡的文章甚为相似，好像是两家报刊事先商量好了的一样。

关于中篇小说《人到中年》

谌容的中篇《人到中年》要在《收获》杂志1980年第1期发表的消息，我在1979年12月份就知道了。那时的谌容是某中学的老师，因写作与教学发生矛盾，她也就干脆在家里不去上班，学校里不再发她工资，事情闹得很僵。我因写《永远是春天》(《收获》1979年第3期)的评论，到她家里去与她交谈，也就与她相熟起来。我向中国作家协会秘书长张僖同志反映了她的处境，张僖愿意为她的事，出面向北京市有关方面斡旋，后来她的工作和工资终于得到了圆满的解决，调到了北京市文联。

记得有一次我到她家里去，她向我出示《收获》杂志排好的《人到中年》的校样。我先睹为快，振奋之余，就写了一篇评论，拿去请她看。她嫌我的题目太过严肃，帮我改成了《为中年干杯》，我为她改的这个题目很高兴，到底是作家，思维就是不一样!很快，我的文章就安排在《文艺报》第3期上，差不多与发表《人到中年》的《收获》第1期同时面世。这是评论《人到中年》的第一篇文章。

《人到中年》发表后，陆续听到对这篇作品的不同的声音，有的还上纲上线，在思想内容上予以否定。陈荒煤在张光年家里研究《文艺报》改版问题时说，北影有的人说，小说《人到中年》坏就坏在没有写一个反面人物，是写我们的制度不好!大概还因为作者在小说里写了个外号“马列主义老太太”的人物，触动了某些老干部的神经，于是就认为小说给老干部、给社会主义抹黑。我正式听到关于这篇小说受到攻击的消息，是在7月3日中宣部文艺局召开的主要文艺报刊汇报会上贺敬之的发言中。其实，在此之前，我们在讨论选题的编辑部会议上，议论到北京市人代会的报告，在历数北京市文艺成就的段落中，压根儿不提这篇作品，反映了北京市主管意识形态的某些人的态度。

据我个人的见闻，当时已经见报的评论文章还有：丹晨《一个平凡的新人形象》(《光明日报》3月26日)、梅朵《我热爱这颗星》(《上海文学》第5期)、谌容《写给〈人到中年〉的读者》(《工人日报》7月7日)等一些文章，都是在肯定《人到中年》创作成功的前提下的见仁见智的评论。

一篇明明是优秀的作品，却受到误解或无端攻击，我们有责任出来捍卫。于是，《文艺报》编辑部匆忙上阵，便于7月10日在作协简陋的会议室里召开了一个小型的《人到中年》座谈会。会议规模虽小，出席的人却都是些文艺批评界有影响的人物。召开这个座谈会的意图，是一目了然的，无非是要给那些从“左”的方面或如贺敬之所说的站在“教条主义”立场上来否定该作品的人一个强有力的回答。而且我们还打算在其他地方(如上海)也举行这样的讨论会。

　　（摘自《在文坛边缘上――编辑手记》，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，定价：54.00元）